特朗普时期不同阶段加征关税存在多方面不同之处：
加征关税的背景
早期加征关税（贸易逆差主导）
背景
长期以来，美国存在较大的贸易逆差，特朗普上台初期将其归咎于贸易伙伴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例如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多年处于高位，这成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加征关税的一个重要初始动机。美国认为中国在贸易中存在诸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美国观点）、市场准入限制等问题，导致美国企业在贸易中受损，进而决定加征关税试图改善贸易逆差状况。
后续加征关税（国内政治和选举因素增强）
背景
随着时间推移，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受到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临近选举时，他试图通过表现出对贸易伙伴的强硬态度，来迎合美国国内部分选民群体，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地区的选民。这些地区的工人认为进口商品冲击了当地就业，特朗普加征关税的举措被宣传为保护美国本土就业岗位的手段，以增加其在国内的政治支持率。
加征关税的目标对象范围
早期加征关税（重点针对制造业大国）
范围
特朗普早期加征关税主要针对制造业大国。其中，中国是最主要的目标。美国对中国输美众多商品加征关税，涉及的产品范围广泛，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家具等，到高科技产品如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等。此外，特朗普政府也对欧盟、日本等其他制造业较为发达的经济体加征关税，如对欧盟的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引发了欧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涉及到的行业主要是传统的金属制造行业。
后续加征关税（扩大到更多新兴经济体和传统盟友）
范围
随着贸易战的推进，加征关税的目标对象进一步扩大。一些新兴经济体如越南、印度等也被卷入。美国以所谓的“汇率操纵”（针对越南等）和贸易不平衡等理由，对越南的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对于传统盟友，美国加征关税的范围也在扩展。例如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关系也因加征关税受到冲击，除了之前的钢铝关税外，在汽车及零部件等行业也存在加征关税的威胁或实际举措，这影响到北美地区汽车产业链的稳定。
加征关税的税率设定与调整
早期加征关税（试探性与逐步升级）
税率设定与调整
最初，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等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税率相对较为温和，带有一定的试探性。例如，开始时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随着贸易摩擦的升级，税率逐步提高，部分商品的关税税率提高到25%甚至更高。这种逐步升级的税率设定方式一方面是为了给贸易伙伴施加持续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根据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随时调整策略的体现。
后续加征关税（复杂的豁免与针对性调整）
税率设定与调整
后期，加征关税的税率调整变得更加复杂。美国政府开始有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同时存在部分产品的关税豁免情况。例如，对于一些美国国内企业高度依赖进口的零部件产品，在企业的游说下，美国政府可能会给予关税豁免。但同时，对于某些特定的战略性产品或者与竞争对手的关键产业相关的产品，又可能进一步提高关税税率，以打击对方的产业竞争力。这种调整更多地受到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博弈以及战略竞争思维的影响。
国际反应与应对措施
早期加征关税（贸易伙伴抵抗与国际组织呼吁）
国际反应与应对措施
特朗普早期加征关税引发了贸易伙伴的强烈抵抗。中国采取了对等的反制措施，对美国输华商品加征关税，涉及农产品、汽车等多个领域。这使得美国的农业州受到较大冲击，农产品出口受阻。欧盟也对美国的加征关税行为进行了反击，对美国的哈雷 戴维森摩托车、波本威士忌等产品加征关税。同时，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也多次呼吁美国遵守国际贸易规则，不要采取单边主义的加征关税行为，强调通过多边协商解决贸易争端。
后续加征关税（双边谈判与区域合作应对的变化）
国际反应与应对措施
随着贸易战的持续，贸易伙伴的应对策略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双边层面，美国与贸易伙伴开始进行更多的谈判。例如中美之间进行了多轮经贸高级别磋商，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关税争端。其他国家也在寻求通过双边谈判来缓解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在区域层面，一些国家加强了区域内的合作以应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影响。如亚洲地区的国家进一步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PEP）的谈判与签署，以增强区域内的贸易自由化程度，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共同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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