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祟：广岛都能申遗，“731”不行？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含原爆圆顶馆）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的申遗境遇差异，并非简单的“双重标准”问题，而是涉及历史性质、申报逻辑、国际语境及政治干预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叠加。以下从三个核心维度展开分析： 一、两类遗产的性质定位与申报逻辑差异广岛原爆遗址的申遗成功，本质上是基于“反核和平符号”的价值包装。1996年，日本以“人类遭受核战争灾难的见证”为由，将原爆圆顶馆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其核心叙事巧妙避开了日本作为二战发起国的历史责任，转而将日本塑造成战争受害者形象。申报材料强调该遗址“象征全人类废除核武器、追求永久和平的共同愿望”，契合了冷战后全球反核运动的舆论潮流，最终以“符合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标准（vi）”（与具有普遍意义的事件、传统、思想、信仰等相关）成功入选。而731部队遗址的申遗逻辑完全不同。作为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细菌战遗址群，其核心价值在于揭露侵略罪行、警示反人类暴行。该遗址包含2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旧址，涵盖本部大楼、冻伤实验室、焚尸炉等关键罪证，见证了日军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活体解剖等灭绝人性的行为，与德国奥斯威辛集中营同属“战争暴行纪念遗址”范畴。其申遗诉求并非“受害者叙事”，而是“加害者罪证的历史归档”，这一性质决定了其申报必然触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原罪，也使其面临更复杂的国际政治博弈。 二、申遗进程中的现实阻碍与深层矛盾731遗址的申遗之路从2019年正式启动至今尚未成功，核心障碍来自三个层面：日本右翼势力的系统性阻挠：日本部分势力始终拒绝正视731部队罪行，通过编造虚假史料、在评审环节恶意搅局等方式拖延申遗进程。例如，日本右翼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会议上派出所谓“专家”，否认细菌战事实，并以“证据不足”为由要求重新审议，即便东京地方法院2002年已在判决中认定731部队使用过细菌武器。更甚者，日本饭田市教委至今拒绝展示731相关展板，称“政府不承认细菌战事实”，这种官方层面的历史修正主义态度严重干扰国际社会对遗址价值的认知。国际舆论的认知偏差与双重标准：广岛申遗时，日本通过165万人签名请愿、组建全国性游说团体等方式营造国际舆论声势，并将遗址包装为“全人类和平遗产”，弱化其历史背景。而731遗址的宣传更多局限于受害国视角，尚未形成全球性的历史记忆共鸣。部分西方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对日本的历史罪责采取绥靖态度，未能客观认识到细菌战遗址对人类伦理底线的警示价值。申报准备的技术性挑战：世界遗产申报要求遗产具备完整的保护体系、详实的价值研究报告及协调的周边环境。尽管我国自2014年起已启动731遗址核心区改造、陈列馆扩建等工程，但部分旧址因历史损毁严重，仍需持续开展考古发掘（目前已完成24.8万平方米核心区发掘）和史料补充工作。相比之下，广岛原爆圆顶馆在申遗前已完成国内“国家历史遗迹”认证，并通过环境整治打造了和平纪念公园整体景观，在申报技术层面更为成熟。 三、历史正义视角下的申遗价值与未来方向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731遗址的申遗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铁证，更承载着维护人类生命伦理、反对反人类暴行的普遍价值。正如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入选确立了“暴行遗址申遗”的范式，731遗址的成功申报将填补世界遗产中细菌战罪证的空白，完善人类对战争暴行的历史记忆归档。目前，我国正通过三大举措推进申遗工作：一是持续加强遗址保护，完成焚尸炉、病毒实验室等旧址的修缮，并新建罪证陈列馆新馆；二是深化跨国取证，与日本友好人士合作挖掘日本国内留存的档案资料，近期出土的标有“××毒”“赤痢”的玻璃器皿等文物进一步夯实了证据链；三是推动国际共识，通过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外国使节参观等方式，让更多国家认识到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两类遗址的申遗境遇差异，本质上反映了二战历史记忆国际传播的失衡。广岛申遗的“受害者叙事”更容易引发情感共鸣，而731遗址的“加害者罪证叙事”则需要更坚定的历史正义立场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随着我国对历史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大和国际话语权的提升，731遗址终将突破政治阻挠，以世界遗产的形式警示后人：任何反人类的暴行都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