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内外，这些细节揭示世界之变

# 联大内外的权力重构：从机制改革到议程争夺的全球变局2025年联合国大会以其前所未有的激烈辩论和机制突破，成为观察世界格局演变的显微镜。当芬兰总统斯图布在一般性辩论中抛出"安理会扩容至10常"的激进方案时，不仅引发会场骚动，更折射出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的深层变革。从人工智能治理新机制的设立到安理会改革的白热化争论，从气候资金承诺的落实困境到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集体提升，联大内外的诸多细节共同勾勒出一个多极化加速演进、全球权力结构深刻调整的新时代图景。## 治理机制的历史性突破与争议人工智能治理领域在本届联大实现了里程碑式进展。2025年8月26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决定设立由40名专家组成的"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和常态化的"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机制。这一机制设计巧妙平衡了技术创新与风险管控的双重需求——科学小组将专注于评估AI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影响，而全球对话平台则为各国提供政策协调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决议文本特别强调要"弥合数字鸿沟"，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对技术霸权的警惕。77国集团和中国在表决前的联合声明中明确指出，人工智能的治理框架必须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公平参与，避免重复数字技术领域"规则由少数国家制定"的旧模式。伊拉克代表的发言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诉求：既希望借助AI技术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加速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又担忧技术垄断加剧全球不平等。这种矛盾心态在机制设计中得到部分体现——科学小组的成员构成将按地区均衡原则产生，确保非洲、拉美等地区拥有足够代表性，而全球对话机制则设置了"发展中国家优先发言"的特别程序。相比之下，安理会改革进程则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艰难。本届联大期间，安理会改革议题罕见地同时获得俄罗斯、美国、欧盟等主要力量的表态支持，却因具体方案分歧陷入僵局。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明确提出应吸纳印度和巴西为常任理事国，认为这两个国家"长期为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这一提议看似支持发展中国家，实则暗含战略考量——通过扩大新兴大国代表性，稀释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安理会的传统影响力。芬兰总统斯图布的方案则更为激进，不仅主张将常任理事国增至10个（新增2个亚洲席位、2个非洲席位和1个拉美席位），还直接呼吁取消一票否决权，并建议对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成员国实施投票权暂停制度。这一提案直指当前安理会的核心弊端：自1945年以来，五常已使用否决权超过270次，其中俄罗斯在俄乌冲突期间多次动用否决权导致相关决议搁浅，美国则在2024年加沙冲突中连续否决人道主义援助提案，使安理会陷入合法性危机。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发言中尖锐批评安理会"已沦为大国政治的附庸"，认为其决策机制"与193个成员国的现实完全脱节"。日本的立场颇具深意，一方面借改革诉求提升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试图联合德国、印度等"入常候选国"形成改革统一战线。但区域对抗格局使这一努力受挫——韩国明确反对日本入常，巴基斯坦抵制印度参选，意大利则质疑德国的欧洲代表地位，这些地缘政治矛盾为安理会改革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权力结构的代际更替与博弈联合国成员国构成的静态数据与动态博弈形成鲜明对比。尽管2025年联合国会员国数量仍维持在193个，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决策体系中的影响力已实现质的飞跃。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数量优势上——发展中国家占联合国成员国总数的近80%，更反映在议程设置能力的显著提升。本届联大期间，由非洲集团、不结盟运动等推动的"全球发展倡议"相关决议获得132国联署，创下单案联署数量新高，而"77国集团和中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议题上的协调一致性也达到历史最佳水平。预算分摊比例的微妙调整折射出权力转移的深层逻辑。经过三年谈判，本届联大最终通过了2026-2028年财政周期的预算分摊方案，中国的分摊比例从7.92%小幅提升至8.5%，继续保持第三大出资国地位，而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分摊比例也相应提高。更具象征意义的是，方案首次引入"发展贡献系数"，允许最不发达国家以技术援助、人员培训等非资金形式抵扣部分摊款，这一创新机制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广泛欢迎，却遭到部分发达国家批评，认为可能影响联合国财政稳定性。气候资金议题成为南北对话的试金石。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在2025年仍未完全兑现，本届联大专门召开高级别会议评估资金落实情况。发展中国家集团提交的数据显示，2024年实际到位资金仅为承诺额的68%，且其中近40%被标注为"贷款而非赠款"，加重了受援国债务负担。小岛国联盟的代表在发言中情绪激动，警告"气候资金缺口正在将我们的国家推向存亡边缘"，呼吁建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资金交付机制。发达国家的回应则暴露了内部分歧。欧盟宣布将在2026年前补足所有欠缴资金，并承诺将赠款比例提高至60%以上；美国则重申"将通过私人部门投资弥补资金缺口"，但未给出具体时间表；日本则提议设立"气候技术转让基金"，试图以技术援助替代直接资金支持。这种分歧反映了发达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立场的分化，也为发展中国家联盟提供了分化对手的机会——77国集团随后与欧盟达成联合声明，共同推动建立"气候资金交付监督机制"，迫使美国等拖延者面临更大国际压力。## 议题议程的范式转换与影响全球治理议程的设置权正经历历史性转移。传统上由西方主导的议题选择机制，在本届联大被显著打破。人工智能治理、数字鸿沟、债务减免等新兴议题不仅进入联大核心议程，其讨论框架也更多反映发展中国家诉求。在人工智能治理决议的谈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联盟成功推动将"技术普惠"和"能力建设"纳入核心原则，否决了部分发达国家提出的"技术标准统一化"提案，最终文本强调各国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制定适宜的AI监管政策。安全议题的重新定义体现了全球关注点的多元化。尽管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本届联大却首次将"数字安全"和"人工智能伦理"纳入安全理事会临时议程。俄罗斯与西方在这一议题上形成奇特的立场交错——俄罗斯支持设立"数字主权"原则，反对将AI武器化；美国则推动建立"AI安全自愿行为准则"，试图主导技术标准制定；中国提出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获得近80国支持，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这种议题扩展和立场重组，预示着全球安全议程正从传统军事安全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延伸。发展议程的升级反映了全球南方的集体诉求。本届联大期间，"77国集团和中国"联合提出"可持续发展目标本土化实施框架"，主张允许发展中国家根据本国国情调整目标实现路径，反对发达国家将环境标准、劳工权益等作为援助附加条件。这一提议得到广泛响应，最终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相关决议，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到更大政策自主空间。印度代表在解释性发言中指出，"发展不应是单向的标准输出，而应是平等的知识共享"，这一观点代表了新兴大国对发展权的重新诠释。全球治理的"去中心化"趋势在联大周边外交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除联合国总部的正式会议外，各类区域性组织、非正式集团的磋商活动空前活跃。金砖国家峰会与联大会议同期举行，推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治理协调机制"，与联合国相关机制形成互补；非盟则首次组织非洲国家集体会晤，协调安理会改革立场，明确提出"至少获得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底线要求；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则聚焦债务重组议题，与中国、法国等共同推动建立"全球债务重组仲裁机制"。这些平行机制的崛起，表明全球治理正从单一中心向多中心体系转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闭幕致辞中警告，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历史转折点"，既面临人工智能治理等新领域规则缺失的挑战，又承受着传统机制改革滞后的压力。从本届联大的实践来看，世界之变不仅体现在权力结构的调整上，更反映在治理理念的革新中——多边主义正从"大国协调"模式向"多元共治"模式转型，发展中国家不再满足于被动参与，而是主动塑造全球治理议程。尽管改革进程充满波折，安理会扩容、AI治理等领域的突破已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全球治理的基本面貌，一个更具代表性、更包容的国际秩序正在艰难孕育中。